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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人軍:再論“司馬酌” (刪節版)
在 2018/12/4 15:04:08 發布


再論司南酌

(刪節版)


(首發)

聞人軍

 

提要

 

王充《論衡·是應篇》曰:“司南之酌,投之于地,其柢指南.....天性然也?!笔捔簠蔷?span>(469-520)詩曰:獨對東風酒,誰舉指南酌。“東風酒”系吳均新創之典?!皷|風酒”及其對偶的“指南酌”都是名詞,后者系用王充《論衡·是應篇》司南酌的典故?!八灸现谩奔础八灸献谩?,是一種天性指南的磁性指向器。宋僧正覺《頌古》詩曰:“妙握司南造化柄,水云器具在甄陶”,證明司南()是陶瓷容器中水面上浮著的帶有天性指南之柄的器具。水浮“瓢針司南酌”已有一系列的文獻證據,還有考古材料銀酒令纛的旁證。有的學者將《論衡》句中名詞性的“酌”誤釋為動詞性的酌行或行觴之“行”,再偷換概念變成“行駛”,把《論衡》司南句臆解為“指南車在地上行駛時,其橫桿即木人的手臂總指向南方”,與《論衡》的文意全然不合。實質是意圖否定司南磁性指向器,完全抹殺九十年來學術界的司南研究。

 

關鍵詞: 東風酒 指南酌 司南酌《論衡》司南車

 

近年來,指南針的前身司南一再成為學界甚至公眾議論的熱點之一。許多學者努力探索,提出了多種司南復原方案。而孫機先生于20187月發表《再論司南》一文(以下省稱為“孫文”),[1] 完全否定古代有過名為司南的磁性指向器,以為王振鐸先生從張蔭麟那里接過來的其實是一道偽命題,本不值得認真對待。因為縱使為之殫精竭慮、費盡周折,也只能越描越黑,最終落得個一無是處。華覺明先生指出:“假如你的結論是正確的,經得起推敲,那必然是在史實上有根據,在道理上也符合科學,而且在邏輯上也說得通?!?a title="" href="#_edn2" name="_ednref2">[2]一經推敲,孫文的結論完全不符合這些要求。亞里士多德說:“吾愛吾師。吾更愛真理!” 下文失敬之處,敬請包涵。

 

. 司南和司南車

通行本《論衡》源自明嘉靖通津草堂本,其《是應篇》中的“司南之杓”,應是“司南之酌”。孫文以為“杓”是錯字。筆者則認為,所有已知的楊文昌刻北宋修本、南宋乾道本、元小字本、三朝遞修本(明補)四種早期版本都作“司南之酌”。[3]《太平御覽》卷九四四和卷七六二義引作“司南之杓”及“司南之勺”?!短接[》卷九四四和卷七六二都將“其柢指南”義引為“其柄指南”。要使上述四種早期版本、兩種《太平御覽》義引和明嘉靖通津草堂本都講得通的唯一可能是釋“杓”為“勺”、“酌”取“勺”義。明嘉靖通津草堂本改“司南之酌”為“司南之杓”,實系通假,其義均是“司南之勺”,而非司南之勺柄,更與司南車搭不上關系。筆者根據王充本人在《狀留篇》中對“圓物投之于地”,“方物集地”的詮釋及其他論據,已論證《是應篇》“投之于地”之“地“不是“地盤”而是平常的地;“投”是置、放,“投之于地”意為放在地上。[4] 柢的本義是根本、根柢。從《太平御覽》的編者到《論衡校注》的作者張宗祥先生等前賢,均釋司南句之“柢”為柄。就瓢勺而言,瓢柢即瓢柄。

楊寶忠先生《論衡校箋》已?!胺蛳x之性然也”為“天性然也”,[5]故王充《論衡·是應篇》原文應是:“故夫屈軼之草,......古者質樸,見草之動,則言能指;能指,則言指佞人。司南之酌,投之于地,其柢指南。魚肉之蟲,集地北行。天性然也。今草能指,亦天性也?!?a title="" href="#_edn6" name="_ednref6">[6]

王充明確指出司南“其柢指南”是天性。根據科學知識,按道理,此天性非磁性莫屬。

《論衡》司南句的釋讀,是各種觀點的立論之基,至關重要。

王充將“屈軼之草”,“司南之酌”和“魚肉之蟲”并舉,“草”、“酌”和“蟲”都是名詞?!八灸现谩钡摹爸笔钦Z助詞。正如“屈軼之草”即“屈軼草”,“司南之酌”即“司南酌”。又,蕭梁吳均(469-520)詩曰:“獨對東風酒,誰舉指南酌?!薄皷|風酒”系吳均新創之典?!皷|風酒”是名詞,與其對偶的“指南酌”也是名詞(論證詳見后文),“指南酌”系用王充《論衡·是應篇》司南酌的典故,也證明“司南之酌”即“司南酌”。故“司南之酌,投之于地,其柢指南”就是“司南酌,投之于地,其柢指南”,當譯為:司南酌,放在地上,其柄(靠天性自動)指南。

孫文避開“司南之酌,投之于地,其柢指南”的上下文,回避王充用這十二個字的目的是說明“天性”,說道:“至于‘酌'字,如《國語·周語》漢·賈逵注:‘酌,行也。'《詩·周頌·酌》漢·鄭玄箋:‘文王之道,武王得而用之,亦是酌取之義。'《廣韻》也說:‘酌,行也。'則酌訓行、用。......‘司南之酌,投之于地。其柢指南。'就是說指南車在地上行駛時,其橫桿即木人的手臂總指向南方之意。文從字順,一點也不晦澀難懂。從而也說明‘司南'模型上的勺乃是誤讀的產物,純屬子虛烏有?!?/span>

上面這段話,貌似有理,其實大謬。

《詩·周頌·酌》鄭玄箋:“文王之道,武王得而用之,亦是酌取之義。這里的“酌取”同義連用,“酌”就是“取”,正如《禮記·坊記》“上酌民言”鄭玄注:“酌猶取也,取眾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?!薄秶Z·周語上》:“故天子聽政,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,瞽獻曲,史獻書,師箴,瞍賦,矇誦,百工諫,庶人傳語,近臣盡規,親戚補察,瞽、史教誨,耆、艾修之,而后王斟酌焉?!表f昭注:“斟,取也。酌,行也?!倍鳊g正義引《呂氏春秋·召類篇》高誘注:“斟酌,取其善而行?!笨梢姟秶Z·周語上》韋昭注的“酌,行也”是指做、實行,指天子治國之酌“行”(implement),酌訓“用”也指治國之道,不能理解為車子的“行駛”(driving)。至于《廣韻》的“酌,行也”,不是與韋昭注“酌,行也”相同,就是很有可能來自《說文解字·酉部》:“酌,盛酒行觴也?!卑凑斩斡癫玫淖⑨?,“行觴”是把酒盛到觶中來給人喝。如果有人把“行觴”的“行”解釋為“行駛”,那是荒唐的。將“司南之酌”的“酌”解釋為“行駛”,同樣是完全不能成立的。

孫文在“則酌訓行、用”之后,沒有對《論衡》司南句的“投”和“柢”作任何說明,卻用一百多字挑了幾個“司南”的例子,然后說“諸家發出的是一致的聲音,可見古文獻中作為器物專名的“司南”,指的大抵是指南車”。且不說孫文所舉例子代表性不足,所舉《鬼谷子》《韓非子》之例大有爭議,在邏輯上,即使“指的大抵是指南車”,也不等于指的都是指南車。作了這個鋪墊后,孫文緊接著說:“‘司南之酌,投之于地,其柢指南。'就是說指南車在地上行駛時,其橫桿即木人的手臂總指向南方之意?!卑纯茖W常識,《論衡》“司南”靠天性指南,則與機械式指南車沒有關系。如果用“指南車在地上行駛時,其橫桿即木人的手臂總指向南方”來說明“天性然也”,那就根本談不上文從字順,卻真的晦澀難懂。

“司南之酌”的通俗解釋是“司南之勺”,不是司南車之用?!巴吨诘亍币鉃椤鞍阉胖迷诘厣稀?,根本不是所謂“行駛”。孫先生的解讀,初看似乎證據很充分,誤導了學術圈內外上上下下不少讀者。實則他把句中名詞性的“酌”誤解為動詞“酌”,再利用“行”的一詞多義偷換概念。與孫先生自己2005年的文章相比,倒真是越描越黑,最終說不定成為科學史和訓詁課上的又一個經典例子。

王充見過《鬼谷子》古本,如果他見的《鬼谷子》古本作“司南之車”,在《論衡》中就會作“司南之車”,而不是“司南之酌”。反之,《論衡》以《鬼谷子》“司南”為典,引作“司南之酌”,而不是“司南之車”,正有力地證明通行本《鬼谷子》“司南之車”中的“之車”系衍文。沈約《宋書·禮志》引《鬼谷子》曰:“鄭人取玉,必載司南,為其不惑也?!蓖ㄐ斜尽豆砉茸印吩唬骸肮枢嵢酥∮褚?,載司南之車(《藝文類聚·寶玉部上》所引,“載”上有“必”字),為其不惑也。夫度才量能揣情者,亦事之司南也?!薄八灸稀倍浴耙唷闭?,明上文亦是“必載司南”,而不是“必載司南之車”??偠灾?,“之車”兩字系衍文。衍文的發生,大約在東漢后期。詳情請參見拙文《“瓢針司南酌”的考古和文獻新證》。[7]  

歷史上確實制造過儀仗用的司南車,但不能把它和傳說的可用于實測方向的指南車混為一談。迄今已發掘出不少漢前古車,從未見到與制造司南車相當的遺跡或遺物。孫文說:據《韓非子》和《鬼谷子》的記載,戰國時已應出現指南車。假如先王時已有司南車,怎么發展到秦朝在檔次極高的秦始皇陵銅車上也沒有絲毫蹤影? 既然“全然找不到考古學上的依據”,孫文搬出所謂唐李瓚的司南即司南車也之注,用來證明《韓非子》中的立司南立司南車,是否可信呢?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曰:“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,稱舊有李瓚注,鄙陋無取,盡為削去云云?!?span style="vertical-align:super"> [8] 明萬歷十年(1582)吳郡趙用賢刊《韓非子》,其《韓子凡例》說:“今所載注語,果涉瑣猥無識,第因宋本具列,不敢輕加刪削,要以存舊章而已?!?/span> [9] 孫文說:“對待古文獻中的史料,我們應秉持科學的態度,冷靜地加以分析?!痹鷮W者何犿已指出“舊有李瓚注,鄙陋無取”,明代學者趙用賢又說“今所載注語,果涉瑣猥無識”, 而且立司南車也確實文理不通,所以此李瓚注并不可信,不可盲從。對《韓非子·有度篇》中的司南,諸家發出的遠不是一致的聲音。據不完全統計,已有司南車、南針盤、磁石勺、官職、綱維或法紀 、規章或禮制、測影之表等等形形色色的觀點。筆者早已指出此系測影之表,現進一步說明如下:

《韓非子·有度篇》曰:“夫人臣之侵其主也,如地形焉,即漸以往,使人主失端,東西易面而不自知。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。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,不為惠于法之內,動無非法。文中用地形、東西易面、立司南端(正)朝夕等詞語,毫無疑義是在講測定方向,而且必是國之根本大計?!吨芏Y》冬官已佚,天、地、春、夏、秋每官的小序都曰:“惟王建國,辨方正位,體國經野,設官分職,以為民極?!绷⒈?span>“辨方正位”正是國之根本大計。從《考工記》的正朝夕法可知,此法測定東西方向在前,定南北方向在后,與磁性指向器直接測知南北方向不同。也與司南車在一定的條件下僅能保持預設的南向不同。立司南(立表)與測量地域、求地中的政治傳統有關。如果長久以往,地形地貌變遷,地中漸漸易位,就有東西易面而不自知的情形發生,使人主失端(正)。為避免這種情況, 故先王繼承“周髀”的傳統,立司南(立表),以端朝夕。孫文說:《韓非子》所說的司南'是在行路中使用的,《韓非子》中說的正是指南車。細察原文如地形焉,即漸以往,使人主失端,東西易面而不自知,行文緊湊。文中失端不自知的是人主。若即漸以往釋為行路,則是人主在行路時失端,不知東西易面,被心懷不軌的臣子侵其主;先王為了嚇阻臣子,搞一個行路時沒有實用功能的司南車擺樣子,豈非如同兒戲。

古代有過的指南車僅為最高統治者出行時的儀仗,使用時有條件限制,從未用于實測方向,也不用于引導實戰?!俄n非子》司南不可能是行駛于高低地形實測方向的三維運動司南車?!豆砉茸印匪灸弦膊豢赡苁沁m用于鄭人采玉的崎嶇山路的三維運動指南車。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三維運動指南車。為了將司南車年代往前推,孫文說:“晉·崔豹《古今注》中說:(指南)車法具在《尚方故事》。'《尚方故事》雖不傳,其中卻肯定會載有制造此種車的方法,馬鈞也應該能讀到這類書?!?span style="font-family:宋體"> 查《古今注》說:大駕指南車,起于黃帝。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,蚩尤作大霧,士皆迷四方,于是作指南車,以示四方,遂擒蚩尤,而即帝位。故后常建焉。舊說周公所作也。周公治致太平,越裳氏重譯來貢白稚一,黑稚二,象牙一,使者迷其歸路,周公錫以文錦二匹,軿車五乘,皆為司南之制,使越裳氏載之以南。緣扶南林邑海際,期年而至其國。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,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,亦期年而還至。始制車轄轊皆以鐵,還至,鐵亦銷盡,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,常為先導,示服遠人而正四方。車法具在《尚方故事》?!?span style="vertical-align:super"> [10]這種黃帝、周公時代的指南車故事只是后人添加的傳說。說周公時代已有指南車,萬里迢迢、跋山涉水那么頂用,而且車上已用鐵轄、鐵轊,于史實無據。漢時制作指南車的技術條件逐漸成熟,在智者創物,將重要發明歸功于圣人的傳統觀念影響下,周公作指南車的傳說應運而生。王充《論衡·恢國篇》載有周“成王之時,越常()獻雉”之事,未提到指南車。這則故事,除《論衡·恢國篇》外,還見于《尚書大傳》、《漢書·王莽傳》等,但文中均無指南車。如《尚書大傳》卷四曰:“ 交趾之南,有越裳國。周公居攝六年,制禮作樂,天下和平,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稚,曰道路悠遠,山川阻深,音使不通,故重譯而朝?!?/span> [11]根本不提指南車。顯而易見,《古今注》中的周公故事乃拼湊而成。孫文說:“《宋書·禮志》中提到指南車時,說它‘以送荒遠外使,地域平漫,迷于東西。造立此車,使常知南北',......所以《韓非子》中說的正是指南車。《宋書·禮志》原文曰:“指南車,其始周公所作,以送荒外遠使。地域平漫,迷于東西,造立此車,使常知南北?!鄙蚣s雖然誤以為《鬼谷子》中的司南是司南車,但仍忠實所見原文,在《宋書》中引作“鄭人取玉,必載司南,為其不惑也?!贝嬲嬉员愫笕死^續研究,遵循了史家的優良傳統。孫文為了拼湊論據,刻意抽去為史料定性的“其始周公所作”,改變了原著文意。此種做法,有隱瞞不利證據,違反學術規則之嫌,當引以為戒。所謂周公時代的實用指南車,子虛烏有,《尚方故事》若是可靠之書,該怎么記這子虛烏有之車? 有人還說其中卻肯定會載有制造此種車的方法”,未免太武斷了吧。

拙文曾指出:“關于指南車的發明,《宋書·禮志》說秦、(前)漢,其制無聞。后漢張衡始復創造……魏明帝青龍中,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。'鑒于張衡有發明水運渾象和候風地動儀之能,他創造指南車很有可能,但最可靠的是馬鈞更造之而車成'。《三國志·魏書·杜夔傳》劉宋裴松之注:“先生(指馬鈞)為給事中,與常侍高堂隆、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于朝,言及指南車。二子謂古無指南車,記言之虛也。先生曰:古有之!未之思耳,夫何遠之有!'”孫文說:“馬鈞的態度很明確:古有之!'”我們認為:馬鈞的態度的確很明確,有三句話:“古有之!未之思耳,夫何遠之有!”他指出二子“未之思”,但沒有說自己是否讀過《尚方故事》之類的書;他認為指南車“古有之”,但離當時并不太遠,“夫何遠之有”!《鬼谷子》和《韓非子》早于馬鈞數百年,光靠這“古有之”三個字,怎么能證明兩書中的司南是具有實測方向功能的指南車呢?

 

. 吳均“誰舉指南酌”詩

關于“司南酌”,2015年拙文中指明是“瓢針司南酌”實體的僅《鬼谷子》司南、《論衡》司南和《瓢賦》司南三項。至于吳均詩“獨對東風酒,誰舉指南酌”,拙文指出:“‘指南酌'的出典就是《論衡》的‘司南之酌'。吳均拿來與‘東風酒'相對,也是《論衡》原作‘司南之酌'又一證?!辈⑻岬健皡蔷暝娭信c東風酒對舉的‘指南酌',正可作為上承《論衡》司南,下接《瓢賦》司南的中間一環?!?/span>[12] 古詩中用典故而與本意不盡相同的例子并不少見,吳均詩中的典故“指南酌”也可作如是觀?!稘h語大字典》曰:“環:環節,指相互關聯的許多事物中的一個?!薄跋嗷リP聯”不等于完全相同,稱作“一環”,既說明關系密切,又表示有所不同,是恰當的。孫文也認為吳均詩中“誰舉指南酌”之出典顯然來自《論衡》,但已誤讀《論衡》司南為司南車,司南車與吳均此詩風馬牛不相及。為了自圓其說,就解釋為“吳均只不過是采擷《論衡》的字面以文飾其詩句,內容說的完全是另一套”。說吳均這樣用典,也太隨心所欲了吧!“獨對東風酒,誰舉指南酌”的基本結構是:獨對酒,誰舉杯。為了避免有人誤解,2017年筆者已說明:“‘指南酌'和‘東風酒'都是當時當地情景中詩的語言,不是真的拿一個指南酌,去喝一種東風酒?!?/span>[13] 退一步說,即使不用吳均這首詩,并不影響2015年拙文的基本觀點。孫文通篇隱去“司南酌”之名,不提司南酌的關鍵證據《瓢賦》,造成一種拙文的基本觀點(“瓢針司南酌”)是從吳均此詩推理出來的假象。孫文以為吳均此詩完全寫實,吹毛求疵,陶醉于良好的自我感覺。卻反而顯露底氣不足,不敢直接否定由《論衡》“司南之酌”定名的“司南酌”,難以駁倒由《瓢賦》揭示的水浮式勺形司南。

吳均出身寒微,文武仕途均不得意。天監九年(510),吳均補建安王蕭偉侍郎,兼府城局。是年,蕭偉出任江州刺史,吳均隨任。江州位于都城建康(今江蘇南京)西南方。一年后,吳均在江州寫下了《酬蕭新浦王洗馬二首》。其第二首有云:獨對東風酒,誰舉指南酌。[14]

孫文說:“在此詩中‘酌'字指酒,《禮記·曲禮》:‘酒曰清酌。'又《說文》:‘酌,盛酒行觴也。'‘對東風酒'與‘舉指南酌'略成對仗;先之以對酒,繼之以行觴,立意也很通順。但這和《論衡》中之所指實不相干?!?/span>

劉海鳳的碩士論文《吳均詩文集校釋》說:「指南,向南, 酌,酒杯,《儀禮·有司徹》:“宰夫洗解以升,主人受酌降?!编嵭ⅲ骸肮盼摹谩癁榫??!薄?/span>[15]

劉文雖然沒有涉及吳均詩中“指南酌”的出處,但其解釋遠勝孫文。

2015年以來,筆者一再指出“東風酒”與“指南酌”是一對名詞,“指南酌”的出典是《論衡》“司南酌”?,F補充新的資料,進一步論述。

 

. 東風與東風酒

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,繼承了漢魏古詩的傳統。曹操(155-220)名篇《短歌行》二首開頭云:對酒當歌,人生幾何!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??斠钥?,憂思難忘。何以解憂?唯有杜康。吳均一直懷才不遇,對曹操這首著名的求賢歌十分熟悉,深有感觸。吳均詩中用……對應……,相當于對酒、舉杯的句式,酒和酌都是名詞。

東風是長江上的自然現象,在赤壁之戰中起過重要的作用?!秴菚?span>·周瑜傳》曰:黃蓋放諸船,同時發火。時風盛猛,悉延燒岸上營落?!吨荑鳌放嶙⒁督韨鳌吩唬?span>“時東南風急,火烈風猛,往船如箭,飛埃絕爛,燒盡北船,延及岸邊營柴。《周瑜傳》和《江表傳》突出了吳軍在孫劉聯盟中的主導地位,顯示了東風在赤壁火攻中的作用。

西漢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同類相動》曰:水得夜益長數分,東風而酒湛溢。 [16]《淮南子·覽冥訓》曰:夫物類之相應,玄妙深微,知不能論,辯不能解,故東風至而酒湛溢。 [17] 歷史上未必釀造過什么東風酒。“東風酒”系吳均化用“對酒當歌”、赤壁之戰借助東風和“東風至而酒湛溢”之類的典故,新創之典。吳均首創的東風酒一詞,是后世詩壇詠春時常用之典。例如:

北宋明道二年(1033),歐陽修的《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》有云:東風一罇酒,新歲獨思家。[18] 詩中東風一罇酒一罇東風酒。宋代鄭獬的《巽亭小飲》云:花開花落何須問,勸爾東風酒一杯。[19] 宋代蘇籀《寒食后出郊一首》有云:澹沲東風酒一巵,笙篁雞鞠傲春暉?!?span style="vertical-align:super"> [20]  澹沲,蕩漾貌。宋代黎廷瑞的《戊寅人日》有云:滿飲東風酒,悠悠自醉眠。[21]

上述滿飲東風酒等詩例,足以證明獨對東風酒東風酒是一名詞。指南酌東風酒對偶,詞性相同,也是名詞。“獨對東風酒”是一種用典的修辭手法,與其對偶的“誰舉指南酌”也是一種用典的修辭手法,不能想當然地理解成寫實的“隨手持舉”“一件浮在水上的儀器”。孫文對獨對東風酒,也以“對酒”解讀。對誰舉指南酌,先說“在此詩中“酌”字指酒”,若按此說,誰舉指南酌變為誰舉指南,文理欠通。又說“繼之以行觴”,將誰舉指南酌變為了誰舉指南行觴?!白茫?span style="font-family:宋體">行觴)”是動詞, 與名詞“酒” 詞性不對偶。所以無論“酒”或“行觴”都不合詩意。而且,詩中“指南酌”用典,孫文釋“酌”為行觴后,剩下的“指南”怎樣解釋,也避而不談。我們不禁要請教,按孫文對吳均詩的理解和評詩標準,詩中舉什么行觴?

 

. 水浮瓢針司南酌和考古材料

公元前四世紀,鬼谷子本人所作的《鬼谷子·反應》記載磁石之取針。磁化之針實已問世。到公元前三世紀,《鬼谷子》記載:鄭人取玉,必載司南,為其不惑也。說明取玉的鄭人已使用司南()。東漢王充《論衡》重提磁石引針,用司南之酌,投之于地,其柢指南”對司南酌作了進一步的描述,說的是:(瓢勺制的)司南酌(裝置),放在地上,(針端所在的)瓢柄(自動)指南。愚意最貼近這一記載的復原方案是瓢針司南酌。瓢針司南酌的結構特點決定了只能是浮式司南,而《鬼谷子》稱“必載司南”,正與水載司南之意相合。

晉代葛洪所著《抱樸子》中也有磁石引針,可惜系《太平御覽》卷五一保存的《抱樸子》佚文,其上下文不明?!侗阕油馄ぜ味荨氛f:夫群迷乎云夢者,必須指南以知道;并【失】乎滄海者,必仰辰極以得反。[22]云夢為江漢平原河道縱橫交錯,湖泊星羅棋布之地,文中指南不可能是在云夢中毫無用武之地的指南車,只能是使用方便的磁性指南()。對照《鬼谷子》:鄭人取玉,必載司南,為其不惑也。“群”對應于取玉的鄭人們,水鄉“云夢” 對應于取玉的山路,“必須指南”相當于“必載司南”,“以知道”相當于“為其不惑”,《鬼谷子》司南和《抱樸子》指南可以相互印證。辰極,指北極星。又,《抱樸子外篇·疾謬》說:“(疾)【疢】美而無直亮之針艾,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?!?a title="" href="#_edn23" name="_ednref23">[23]后一句與前述夫群迷乎云夢者,必須指南以知道”意思相同,葛洪在此將無指南()與無醫家之“針”并舉,意味深長。

明初劉崧《贈徐山人》曰:“亂余山水半凋殘,江上逢君春正闌。針自指南天杳杳,星猶拱北夜漫漫。漢陵帝子黃金碗,晉代神仙白玉棺?;厥罪L塵千里別,故園煙雨五峰寒?!?a title="" href="#_edn24" name="_ednref24">[24] 劉崧,江西泰和珠林(今屬江西泰和塘洲鎮)人??拜浶g在江西源遠流長?!顿浶焐饺恕分刑岬健皶x代神仙”,“針自指南天杳杳,星猶拱北夜漫漫”當是化用葛洪《抱樸子》的文意贈徐山人。

六朝詩文中,還有梁元帝名篇《玄覽賦》中的“司南”:“見靈鳥之占巽,觀司南之候離”。離為南,乃后天八卦之一。賦中與相風鳥并提的司南是測向的儀器,表明梁元帝觀測過用司南()測向。[25]當時堪輿術尚未從占候術獨立出來,“候離”有堪輿的色彩,卻與指南車的用法毫不相干。

唐韋肇的《瓢賦》曰:“挹酒漿,則仰惟北而有別。充玩好,則校司南以為可?!敝赋銎吧卓梢赞诰茲{和充作玩好司南的外殼,揭示了司南酌與瓢勺的天然聯系,說明司南應是一種浮式裝置。在唐代,司南作為玩好,與酒文化關系密切。

除了《鬼谷子》和《瓢賦》,古文獻中還有水浮司南酌的更直接明白的證據。宋僧正覺《頌古》詩曰:妙握司南造化柄,水云器具在甄陶,[26] 證明司南()是陶瓷容器中水面上浮著的帶有天性指南之柄的器具。元熊夢祥《析津志·寺觀》稱正覺之司南,真乘之準酌,[27] 語義雙關。所指的實體司南,正是司南酌。[28]

孫文說:“有人認為司南之酌’是以磁針和小葫蘆瓢組成的水浮指南儀,也只是根據推理提出的想法,無任何考古材料作支持?!鄙衔恼f明水浮“瓢針司南酌”并不是“只是根據推理提出的想法”??脊挪牧瞎倘恢匾?,但也不能絕對化。以張衡地動儀為例,復制尚未成功;考古中還沒有發現地動儀;地動儀的真偽,學術界還有爭議;可是孫文已肯定了地動儀的發明。為什么到了討論司南問題,就采用雙重標準呢? 司南是歷史文化中影響深遠之物,追蹤其去向,也是證實司南酌的又一條途徑。宋元針碗浮針已有考古發現的針碗實物為證。水浮司南酌是水浮指南魚及針碗浮針的前身。[29]司南酌演變為水針,順理成章,十分自然??茖W史上有的發明,要化一千多年,才前進一小步,司南酌也終于邁出了這一步。

堪輿水針登上歷史舞臺后,司南酌變成了酒文化中的玩好。1982年江蘇鎮江唐代窖藏出土的一支帶有葫蘆針矛頂的銀酒令纛,再現了酒文化中行使權力的司南造化柄,乃歷史上有過“瓢針司南酌”之實物旁證,詳見拙文《“瓢針司南酌”的考古和文獻新證》。[30]

我們期待以后文物考古工作中發現更多的間接甚至直接實物證據,也希望象孫先生這樣的大家,發揮積極的作用。

 

汪少華先生曾對本文提供寶貴意見,特此致謝。

《再論“司南酌”》全文將在2019年刊于《中國經學》

參考文獻




[1]孫機:《再論“司南”》,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》2018年第7期,156-162頁。

[2]張柏春、李成智主編:《技術史研究十二講》,北京: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,2006年,43頁。

[3]聞人軍:《“司南之酌”辯證及“北斗說”證誤》,《經學文獻研究集刊》第18輯,上海:上海書店出版社,2017年,20-36頁。。

[4]聞人軍:《王充論“投之于地”及磁石勺說獻疑》,《中國訓詁學報》第四輯,2019(待刊)。

[5]楊寶忠:《論衡校箋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9年,582頁。

[6]()管輅撰:《管氏指蒙》,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1052冊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384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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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8]王先慎:《韓非子集解》卷首,光緒二十二年(1896)刊本,3b,4a頁。

[9]韓非:《韓非子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4年,14頁。

[10]崔豹:《古今注》(《四部叢刊三編》第224冊),上海商務印書館,1936年,卷上第1a,1b頁。

[11]題(漢)伏勝撰、鄭元注; 《尚書大傳》卷四,四部叢刊初編本,第4a頁。

[12]聞人軍:《原始水浮指南針的發明--“瓢針司南酌”之發現》,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2015年第4期,450-460頁。

[13]聞人軍:《“司南之酌”辯證及“北斗說”證誤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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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7]高誘注:《淮南鴻烈解》卷六,四庫全書薈要本 ,3b頁。

[18]歐陽修:《文忠集》卷五六(外集卷六),四庫全書薈要本 ,2b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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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0]蘇籀:《雙溪集》卷三,四庫全書本,13a頁。

[21]史簡:《鄱陽五家集》卷一,四庫全書薈要本,13b頁。

 

[22]  楊明照:《抱樸子外篇校箋》,北京:中華書局, 1991年,61頁。

[23]  楊明照:《抱樸子外篇校箋》,605頁。

[24]  劉崧:《劉槎翁先生詩選》卷七,明萬歷二十五年(1597)張應泰刊清代修補本,1b頁。

[25]  聞人軍:《考工司南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7年, 250-261頁。

[26] 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《宏智禪師廣錄》[M]卷二?!洞笳亍?,第48冊,No. 2001。

    其紙本來源:侍者法潤、信悟編:《泗州普照覺和尚頌古》,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編: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,東京:大藏出版株式會社, 1988年版。

[27]  熊夢祥著、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:《析津志輯佚》,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3年,74頁。

[28]  聞人軍:《“瓢針司南酌”的考古和文獻新證》。

[29]  聞人軍:《考工司南》,262-267頁。

[30]  聞人軍:《“瓢針司南酌”的考古和文獻新證》。



本文收稿日期為2018年12月4日

本文發布日期為2018年12月4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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